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 _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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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
官修叢書目錄。亦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總目》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領(lǐng)銜總裁，實際上由總纂官紀昀總其成。紀昀(1724— 1804)，字曉嵐，一字春帆，號石云。直隸獻縣(今屬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卒謚文達。著有《閱微草堂筆記》及《紀文達公遺集》傳世。《總目》是為配合《四庫全書》而編纂的。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清政府用了十年左右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規(guī)模龐大的叢書《四庫全書》。從各省采進的書籍均經(jīng)專設(shè)的《四庫全書》館纂修官校訂，并撰寫提要附于各書之前。各篇提要再經(jīng)總纂官綜合平衡，修改補充，分類編排，合為《總目》。《總目》初稿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其內(nèi)容后又隨《四庫全書》的不斷補充和抽換而幾經(jīng)增改，直至乾隆五十四年 (1789)才最終寫定，付武英殿刊行。
《四庫全書總目》共收錄清乾隆以前的歷代書籍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其中收入《四庫全書》之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另附《存目》著錄未收入《四庫全書》的“尋常著述”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這些書籍都按清政府的政治標準經(jīng)過嚴格而反復的甄審，凡認為有違礙內(nèi)容的一概摒棄剔除在外。《總目》按經(jīng)、史、子、集分為四部，下分四十四類，類下應(yīng)細分者則分屬。凡經(jīng)部十類：易、書、詩、禮(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春秋、孝經(jīng)、五經(jīng)總義、四書、樂、小學(訓詁、字書、韻書) 。史部十五類：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 (詔令、奏議)、傳記(圣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史抄、載記、時令、地理(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記、游記、外紀)、職官(官制、官箴)、政書 (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目錄 (經(jīng)籍、金石)、史評。子部十四類：儒家、兵家、法家、農(nóng)家、醫(yī)家、天文算法(推步、算書)、術(shù)數(shù)(數(shù)學、占候、相宅相基、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shù))、藝術(shù)(書畫、琴譜、篆刻、雜技)、譜錄(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雜家(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類書、小說家(雜事、異聞、瑣語)、釋家、道家。集部五類：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 (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 。各部首有總敘，敘各部學術(shù)源流變遷。每類前有小序，記類別沿革，學派推移。各屬之末附列案語，說明立類原由及標準。每類先列《四庫全書》收入書，次為《存目》書。每書在書名、卷數(shù)下注所據(jù)版本，記明系某官采進本，或內(nèi)府藏本、《永樂大典》本、某刊本、通行本等。然后是此書提要。
《總目》的提要內(nèi)容特點之一是“主于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為多” 。“先列作者之爵里”，“次考本書之得失，權(quán)眾說之異同” 。于“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評為訂辨” 。對久已定論的書籍，“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刪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 。對有些古籍的考訂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當時的研究成果，訂正了前人的缺失。特點之二是對書籍的評價以“闡圣學，明王道”為主，突出宣傳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政治觀點，掊擊屏斥“離經(jīng)叛道”的異端思想。對“人品學才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各昭彰癉，用著勸懲” 。
《四庫全書總目》是一部空前的超大型綜合性解題目錄。雖然因政治原因，一批有價值的書籍被摒棄在外，但仍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 (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為完備)，還有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三百八十五種已佚古籍，從篇帙上講是獨一無二的目錄學巨著。而且它有充實的內(nèi)容提要，系統(tǒng)的分類編排的總序小序，體制完備，對我國十八世紀以前學術(shù)是一次經(jīng)典性的總結(jié)，對后人閱讀圖書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不少學者就是以《總目》為“讀書門徑”走上治學道路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總目》繼承和發(fā)展了我國傳統(tǒng)目錄的方法和形式，在目錄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 意義和影響。首先，《總目》在傳統(tǒng)四部分類法的基礎(chǔ)上，充分吸取各種書目的分類優(yōu)點，并根據(jù)圖書和學術(shù)發(fā) 展的現(xiàn)實需要，制訂出一系列類目及立類的原則，形成了相當完整的分類體系。在《總目》刊布之前，各種目錄，尤其是私人藏書目錄的分類和編排是極其紊亂的，《總目》刊布后，很快的就都按照它的分類體系去做了，以后雖有修改補充，但無重大突破。直到今天，仍是古書編目分類的基本法則。第二，《總目》總結(jié)了劉向以來，特別是宋代公私藏書目錄編寫提要的方式方法，也汲取了清代讀書題跋記的方法和形式，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反映圖書版本、文字和內(nèi)容，并結(jié)合當時政治需要，宣傳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對清后期目錄提要的編纂，特別是藏書志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了很大影響。另外，由于《總目》的博大及其在收書、著錄、考訂等方面存在著種種缺點和謬誤，引起了目錄學家的研究興趣，產(chǎn)生了一系列為《總目》糾繆補闕的目錄著作，如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姚覲元《清代禁毀書目》、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等，從而開辟了目錄學研究的一個新領(lǐng)域。《總目》在目錄學上的成就和意義，“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 。它的典型作用，推動了各種目錄的迅速發(fā)展，不但使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目錄事業(yè)為之一振，就是對近代目錄學發(fā)展也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乾隆五十八年(1793)武英殿首次刊印，簡稱殿本。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在地方官(謝啟昆、阮元)和士紳(沈青、鮑士恭)的合作下，據(jù)文瀾閣藏殿本翻刻，校正了殿本不少錯誤，簡稱浙本。后來的一切版本都是從這兩種刻本翻印的。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以浙本為底本復刻，個別字句據(jù)殿本校改，簡稱粵本。1964年中華書局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粵本相校，作校記附后，由王伯祥先生斷句，排印出版。后附《四庫撤毀書提要》、《四庫未收書提要》，以及書名、著者姓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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