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對西方20世紀結構主義的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索緒爾被稱為“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他所創(chuàng)始的語言學理論被稱作“結構主義語言學” 。后來該種語言學研究的方法進入到了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批評領域，形成的就是“結構主義”的文學批評，并且以此為基礎，又分化出了后結構主義 。兩者實際上是同一范疇中的不同階段，文學批評時所應用的方法其實都是同一種理論 。因為涉及到語言學，專有名詞特別多，不是專門學習過的人很難理解，所以在這里，我們盡量不提這些專有名詞，只以通俗點的案例，大概講一講基本的觀點，看看這些理論如何被應用到了文學研究之中 。索緒爾的幾個基本觀點釋義索緒爾的語言學非常抽象晦澀，難以理解，內(nèi)容特別多 。但畢竟是跨學科的借鑒，被吸收進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中的要素，多是他的基本概念 。第一，語言和言語是兩種不同的事物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漢語” ?！皾h語”作為一種語種的時候，這就是“語言”；而漢語中特定的話，比如“蘋果”，這叫做“言語” 。也就是說，“語言”是包涵著很多要素的集合體，而“言語”就是這一集合體中的要素，也是具體的符號 。這一觀點，在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中，被應用于“系統(tǒng)”概念里 。第二，能指與所指的割裂 。還是拿“蘋果”舉例，提到這個詞的時候，“所指”指的就是這一物品本身，蘋果就是蘋果，它不是香蕉，不是橘子 。而“能指”指的是人聽到、看到這個詞匯時所形成的印象，比如它的形狀、味道等等特征 。所以，真正讓人知道具體事物是什么的要素是“能指”，而不是“所指” 。“所指”的概念具有任意性，我們知道“蘋果”是“蘋果”，那是因為我們最初給它起的名字就是“蘋果”，而不是其他的東西，；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當時給“蘋果”起名為“香蕉”，那么現(xiàn)在的“蘋果”這一物體就叫做“香蕉”了 。語言是不斷發(fā)展的，“所指”的任意性就是很不確定的東西 。但是，“蘋果”所帶來的味道、形狀等等是相對固定的 。這一理論被帶入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時候，就出現(xiàn)了一種論調(diào)：具體的言語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文本的內(nèi)在結構 。第三，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是有區(qū)別的 ?！皻v時語言學”是縱向研究，而“共時語言學”是橫向研究，索緒爾認為，語言的意義在于“共時”，也就是說，只有在一個相同范疇內(nèi)研究語言，才能真正理解言語等符號的含義 。還是“蘋果”這個詞，在最初它就是指一種水果，但現(xiàn)在它也可能指“手機”的品牌或者代指手機本身 。所以，研究文學的時候，所真正面對的是“共時語言”，而不是“歷時語言” 。第四，真正決定言語含義的是其在系統(tǒng)中的地位一個具體的符號到底表達什么含義，不僅僅取決于這個符合的本身，還和這個系統(tǒng)中其他符號有關系 。我們還是以“蘋果”舉例：我用蘋果做晚餐 。我用蘋果打電話 。這兩句話里的“蘋果”，符號的形態(tài)是一致的，但它們的含義確實由其他成分所決定的 。索緒爾的語言學進入文學批評之后發(fā)生了什么結構主義文學不是索緒爾的時代才產(chǎn)生的，但索緒爾的理論為分析這類文學作品提供了新的方法 。在此之前，流行的批評模式是注重“歷時”性的，分析文本要有實證，要考慮很多歷時沿革、文化背景等等外部要素 。但是，索緒爾的語言學講求的是“共時性”，一切含義都在作品本身之中 。所以，想要了解作品真正的含義，只研究作品本身就夠了 。而作品中的言語本身是不可靠的，所以作品中所講述的內(nèi)容也是不可靠的，真正需要做的是分析作品的結構 。無論文學作品如何表達，無論其主題、情節(jié)到底是什么，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從“語法”入手，尋找作者創(chuàng)作時隱藏在文本結構背后的邏輯結構 。因為處于共時性語言之中，而語言又是一個集合體，被很多人所應用，那么文本中隱藏的邏輯結構就會有相似性 。至于作品到底表達了什么意義，作者到底想要說什么，這些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這種結構如何形成，結構本身有什么深層次內(nèi)涵 。如果以此來研究文本，那就必然會形成一個結論，文本的結構決定了作品的內(nèi)涵 。那么，任何形象、主題都有一個權威性 。我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就是不成立的，“哈姆雷特”的形象是固定的，就在文本之中 。但這顯然又是不成立的，于是結構主義內(nèi)部就分化出了后結構主義，對這一弊病進行“撥亂反正” 。后結構主義和結構主義其實很相似，真正決定他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對于文學作品中系統(tǒng)和要素的關系有不同的認知 。結構主義認為，文學作品中的所有要素都是可知的，可以研究明白，所以得出的結論也是唯一的，這就導致了上述弊病的出現(xiàn) 。而后結構主義認為，文學作品作為一個系統(tǒng)，里面的要素是無窮盡的，自然就不可能被完全認知 。所以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結構可以說明所有的問題，文學批評的過程就是這個結構不斷被顛覆的過程 。舉例：兩種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的派別俄國形式主義在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詞匯，即“文學性” 。這批學者認為，文學之所以是文學，是文學性造成的 。那什么是文學性呢？很難解釋 。還是舉一個例子說明什么不是文學性：科學報告中所用的語言，它們互相之間構成的文本就不是文學 。這種言論其實本身就有點自相矛盾，沒有一個明確的范疇 ?！拔膶W性”所帶來的影響就在于，文學作品在創(chuàng)作時不再著重考慮題材、主題、內(nèi)容，而是考慮以何種方式架構文字 。比如，馬原《岡底斯的誘惑》這本小說中，有一部分就以第二人稱的“你”為主人公，不注重文本的可讀性，在文本的結構和表達上進行過分地追求 。“英美新批評”是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的重要一員，它所認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作品本身 。文學作品的出現(xiàn)有四要素，即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的“文本”、“作家”、“讀者”、“宇宙” 。但是，英美新批評這一流派將所有關聯(lián)斬斷，只關注作品本身 。他們關于作品所得出的一切結論都基于“文本細讀”之上 。他們應用“系統(tǒng)”的概念，認為作品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具體的言語在其中不斷地變化，因此可以解讀出不同的內(nèi)涵，尤其是“言外之意” ?？梢钥吹?，這兩種流派都深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 。影響結構主義文學的內(nèi)容有很多，哲學、科學、語言學等等內(nèi)容都混入文學批評之中，但索緒爾的語言學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比較文學作品從本質(zhì)上來說，還是語言的藝術 。但是這種研究方式是否有意義，認同的人對之樂此不疲，反對的人對其嗤之以鼻 。總之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未來在黑夜隱匿，于此靜待曉光 。我是待曉兒，專注于文化的科普與解讀，歡迎關注與交流 。rr結構主義，發(fā)軔于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的語言學，索緒爾的語言學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出版，就標志著結構主義思潮的開始 。綜合而論，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中，關于語言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研究；對語言和言語的區(qū)分；對符號“能指”和“所指”的區(qū)別及借此延伸出的對語言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的闡釋；對于語言能產(chǎn)性的論述等5個方面，都對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我將從這幾個方面出發(fā)，說說索緒爾語言學對結構主義文學影響的具體表現(xiàn) 。01 語言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研究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大都是所謂歷時性研究，即研究在時間中語言的變化與流動 。例如，在研究某個詞的用法時，直接追溯到它的詞源，研究某種語言時，主要描述它的歷史變化 。索緒爾像對此，索緒爾并不否認 。但他認為，語言的共時性研究更為重要，因為共時性研究把語言作為一個系統(tǒng)來看待，著重于在某一特定時刻，語言如何作為一個系統(tǒng)而發(fā)揮作用 。通過共時性研究，語言的真正特性才能被發(fā)掘出來 。如果說歷時性研究往往注重語言與現(xiàn)實和歷史的聯(lián)系，用現(xiàn)實的運動和歷史的變化來說明語言的演進；那么語言的共時性研究則是緊緊抓住了語言本身、通過把語言視為一個結構，進而來研究這一結構本身所具有的性質(zhì) 。把索緒爾語言學的這一理論推廣到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來，就使人們在觀念上產(chǎn)生一大變化：文學研究不應只停留在闡明什么樣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蘊育出什么樣的文學形式和內(nèi)容 。在以往的歷時性研究中，不論是語言還是文學，總要被捆綁在社會和歷史身上，它們要依附社會和歷史才能說明自己 。而在共時性目光的觀照下，語言和文學開始有了獨立性，它們自成一系統(tǒng) 。這一系統(tǒng)從現(xiàn)象上看，具有紛繁復雜的表現(xiàn)形式，然而無論這些表現(xiàn)怎樣微妙和復雜，它們的基本性質(zhì)仍然保持不變，這是因為它們的內(nèi)部都被牢固的深層結構制約著 。02 語言與言語的區(qū)分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應是確定的，因此，個人所講的言語就不應是語言學研究的直接對象 。索緒爾把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作了區(qū)分：言語是指發(fā)生在具體某個人身上的一次次的語言行為，在個人的言語中充滿著具體說話時的錯誤、停頓、雜音、外部障礙，夾雜著許多臨時出現(xiàn)的、偶然的因素 。所以，他認為，言語嚴格說來是一種缺乏穩(wěn)定性和純潔性的語言 。而語言則是一種穩(wěn)定的體系，它是一個社會全體成員共同默契和普遍遵守的一系列規(guī)則 。舉個例子，所有說（書寫）現(xiàn)代漢語的人都必須遵守特定的漢語語法結構（主語、謂語、賓語、狀語、定語等等的特定組合）；當然，其他語種也有必須遵守的語法結構規(guī)則，這個就是語言 。索緒爾認為，一方面語言是言語實踐所積累起來的財富；但從另一方面看，語言又是言語的工具，個人不吸收語言，他就不能掌握言語 。因為，既然語言是社會和集體綜合積累的產(chǎn)物，那在孤立的個人身上，語言就不可能得到完美的表現(xiàn)，它在每一個人那里都會留下不完善的部分，這種抽象的語言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 。凡此，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的這種劃分對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的啟示是：一個作家在某一時刻創(chuàng)作出來的一部作品就是一次“言語”，而在這些言語背后存在著使它們得以成立、能夠交流的“語法規(guī)則”，每個作家在創(chuàng)作作品時都受這些深層的“語法規(guī)則”的制約，就像每一個人在講話時不能違背語法規(guī)則，否則就難以和別人進行交流，每個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所講的“言語”盡管極其不同，但它們都是共同的深層結構派生出來的 ?；诖耍Y構主義文學認為，具體的作品只能展示結構的某一部分，每部作品只能看作是更加寬泛的抽象結構的具體體現(xiàn)，而這些體現(xiàn)又只是許多可能體現(xiàn)中的一種 。而結構主義文學所要尋找的，是在許許多多以不同方式和不同風格創(chuàng)造出來的作品背后存在著的“語法規(guī)則”，或者說結構 。相對于某一部具體的文學作品，這種深層結構是一種最基本的抽象構架，這種抽象的文學或者說使得所有文學創(chuàng)作得以可能進行的“深層文學結構”，才是結構主義的文學研究對象 。因此，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注重的不是對具體作品的解說，對某種風格、流派的闡釋，所有這些在結構主義看來都屬于表層的“言語”范疇，結構主義關注的是使這些“言語”能夠成立和交流的規(guī)則，是使具體作品賴以存在的結構 。即，結構主義文學注重的是抽象的模式而不是具體的文本 。03語言的“能指”與“所指”的闡釋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能指”和“所指”是索緒爾語言學中的非常重要的兩個概念 ?！澳苤浮笔钦Z言的音象，即語言的表現(xiàn)形式 。例如我們聽到語音“雪”，就是“能指” 。這一語音在我們頭腦中喚起“雪”的諸如形狀、顏色、溫度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所指” 。所指和能指是對應的，一個符號不能只有能指而無所指，或只有所指而無能指 。符號是一種表示成份（能指）和被表示成份（所指）的結合物，能指是表達方面，所指則構成了內(nèi)容方面 。索緒爾認為，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存在的不是因果關系，而是一種任意關系，即是由約定俗成的慣例所規(guī)定的關系 。那么，一個詞的意義是怎樣產(chǎn)生和決定的呢？在索緒爾看來，從共時性的角度研究語言，語言的交際必須有順序的排列，因為符號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接著一個出現(xiàn)的，尤其是口語，人們不可能在同一瞬間發(fā)出兩個以上的音 。這種按照語言系統(tǒng)所遵循的規(guī)則符號，有順序的先后銜接或結合，就是語言的線性原則，索緒爾稱之為橫的組合關系 。要把握一個詞的意義，就必須將其放入橫組合關系之中，在語法規(guī)則所規(guī)定的組合關系的排列中，它的含義才能顯示出來 。但是，要理解一個詞的意義，僅靠這種橫組合關系，單憑認識語言序列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成分之間的關系并不夠，還必須借助于另一種潛在的未出現(xiàn)的關系，即所謂關聯(lián)關系，索緒爾稱之為縱的聚合關系 。任何一個詞，在它的周圍都聚集著同音詞，意義相近的詞，形態(tài)相似的詞，意義對立的詞等，所有這些詞在不同方向上都和中心詞聯(lián)系著 。例如，英語cock(公雞)這個詞，在它周圍有同音同形的詞cock(干草堆)，語音上對立最小的詞cog(齒輪的齒)，還有同義詞rooster(公雞)以及反義詞hen(母雞) 。在一個中心詞周圍布滿了和它相關的許多詞，我們要了解一個詞的意義，就必須將這個詞置于以它為中心而結成的網(wǎng)絡中，即把它放進聚合關系中 。通過這種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索緒爾把一個詞在橫向和縱向上與語言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一個詞的意義在這種立體的、多方位的聯(lián)系中方可產(chǎn)生，才能確定 。按照傳統(tǒng)語言學的看法，詞本身是透明的，它和所指代對象之間的關系是自然的，一個詞就是它所指代對象的代表 。首先是有指代對象的存在，然后才有指代它的詞，詞的意義來源于它的指代對象 。索緒爾的理論對傳統(tǒng)語言學的這種看法給予了反駁：既然詞的能指和所指之間不存在因果的必然聯(lián)系，它們之間存在的只是一種任意性關系；那么，語言和現(xiàn)實之間本質(zhì)上就是分離的 。這種分離表明，符號的意義不是來自于現(xiàn)實中的指代對象，而是產(chǎn)生于符號之間的結構關系 。不是現(xiàn)實從外部塞給符號一個意義，而是符號結構內(nèi)部產(chǎn)生意義 。還有，傳統(tǒng)語言學認為，事物決定詞語之意義，而結構主義語言學反其道而行之，認為詞語的意義來自于語言系統(tǒng)本身 。因此，詞語不單表達我們的經(jīng)驗，實際上它還構成現(xiàn)實 。正是由于有了語言，我們才能對外部客觀世界進行分類，才能對外部世界形成各種概念 。沒有語言，世界就是渾沌的、混亂的、毫無意義的 。結構主義的文學觀就建立在索緒爾的這一看法中 。如果說語言不僅表達人們的經(jīng)驗，而且還構成了現(xiàn)實，那么語言的作用就不單是所謂傳達和媒介的作用，而是具有了生成和基礎的作用 。傳統(tǒng)文學研究從作品追溯到作者的生平和社會的歷史，認為作品是來源于現(xiàn)實的，這一看法在結構主義那里受到了顛覆性的破壞 。在結構主義者眼中，語言取代了現(xiàn)實的地位，一切都是從語言中生發(fā)出來的，連現(xiàn)實也變成了語言的派生物，因而語言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它被擺在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上 。凡此，結構主義文學研究，實際上變成了對語言本性的研究，創(chuàng)作文學，不是對現(xiàn)實世界進行摹仿，對歷史時代給予反映，而是對語言進行試驗 。此外，如果說意義來源于語言結構自身而不是結構之外的現(xiàn)實，那么，語言本身就可以視為產(chǎn)生著變化的封閉系統(tǒng) 。把這一觀點運用到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來，由語言構成的作品在人們眼中就變成了獨立的產(chǎn)生意義的系統(tǒng) 。作品的意義不再由作者提供，由社會和歷史賦予，或是由讀者在閱讀中添加進去，而是由作品的語言環(huán)境和結構自身產(chǎn)生的，而且作品在產(chǎn)生意義時，根本無需參照結構之外的其他事物 。由此，結構主義理論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純粹”的文本，作品變成了自足的、封閉的系統(tǒng)，它不再是歷史和現(xiàn)實的附庸，不再受作者和讀者的擺布 。04 語言的能產(chǎn)性闡釋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索緒爾指出，語言具有能產(chǎn)性，如何理解？比如說，我們講漢語的人，根據(jù)已知漢語要素（字、詞語、符號）的各種組合，可以產(chǎn)生出自己未曾說過、也未聽別人說過的句子 。而對于以漢語為母語的聽話人，即使對過去沒有聽過的句子也能根據(jù)它的組成要素的各種關系，理解它的意義 。一種語言永遠存在著創(chuàng)造新句的可能性，語詞之間的搭配組合、創(chuàng)造出新的語言的機會是無限的，在這方面，歷代詩人創(chuàng)造的新穎別致的句子常常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李清照的“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等等 。根據(jù)索緒爾這一觀點，結構主義者們把具體的文學作品的風格表現(xiàn)、審美追求、作品之間存在的多姿多彩的變化都視為語言“能產(chǎn)性”的表現(xiàn)，他們認為，盡管具體作品的變化層出不窮，但語言的規(guī)則是有限的 。結構主義文學關注的不是一件作品和另一件作品的差異，而是制約這些作品進行創(chuàng)作的各種慣例和規(guī)則 。由此，結構主義文學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建立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模式，這就是所謂敘事學 。就像，曾經(jīng)的巴黎大學教授蘇瑞奧通過對戲劇職能的劃分確定，實際上找出了戲劇藝術的深層結構，通過對這些職能的不同排列組合，可以產(chǎn)生許許多多、各有特色的戲劇場面 。蘇瑞奧以星球的名稱命名了六種功能，在他指出的這六種功能的集合中衍生出210141個戲劇場面，這一研究方法是典型的結構主義 。他在多姿多彩的戲劇場面背后找出六種基本功能，并歸納它們的組合變化方式，這就相當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在不斷變化的言語背后探討基本的語法規(guī)則 。人們說話逃脫不掉語法規(guī)則的制約，同樣，在蘇瑞奧看來，戲劇家對于具體作品的創(chuàng)作，無論多么富有獨創(chuàng)性，都盡在這些功能組合排列的變化范圍內(nèi) 。其他結構主義者，如羅蘭·巴特等人，也用結構主義方法探尋小說創(chuàng)作的“敘述語法”，以圖挖掘小說藝術的深層結構 。（這一方法可以參考我前面的回答“如何理解羅蘭·巴特的文本理論”）總體而言，在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下，結構主義文學研究表露出一種傾向：即結構主義者們對不變性的向往，他們認為具體的作品雖然充滿著變化，但制約這些作品的深層結構卻是不變的，這也是結構主義文學研究對于科學性追求的表現(xiàn) 。作為這種共時態(tài)研究的特征，結構主義消除了在時間中的變化所具有的意義，因而歷史因素是不屑一顧的，在歷史發(fā)展中呈現(xiàn)出來的變化都被視為表層的、非本質(zhì)的，文學研究要揭示和描述的是那些深層的、穩(wěn)定的慣例和規(guī)則 。回答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