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對等理論的簡要介紹及其原則翻譯思想史表明，隨著現代語言學的形成與日臻完善，20世紀中葉以來，建立在語言學——普通語言學或結構主義語言學基礎上的翻譯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產生了許多積極的理論成果，在翻譯研究領域逐步形成了獨具“范式”的語言學派 。由于語言學派的努力，翻譯研究在學科化進程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從而也使得翻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經驗陳述”的模式而更具有科學的特性 。多年來，國內外學者就翻譯的語言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所作介紹或論述，雖說不是汗牛充棟，卻也是林林總總，舉不勝舉，在此就不贅述了 。然而，在對語言學派的研究文獻作詳盡的觀察之后，我們就會發(fā)現，這一學派的翻譯研究還存在著理論偏向 。雖然交際理論、社會符號學等的引入使得這一理論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 。比如，紐馬克（Peter Newmark）運用語義學理論分析了思維、言語與翻譯的關系，闡述了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的特點，在其成名作《翻譯研究途徑》中所提出的“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在理論上與實踐上至今仍為人們所引用（Newmark，1981，1998） 。但是，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的偏向始終存在著 ?？v觀語言學派研究文獻，我們可以將它們分為兩類：一類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家關于翻譯的論述；另一類是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基礎專門從事翻譯問題研究的學者的論述 。前者立足于結構主義語言學自身的研究，僅將翻譯問題作為語言結構分析的個例或個別途徑，其有關翻譯的論述與其說是翻譯研究，不如說是借助翻譯來探索語言研究的方法論；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導下，對翻譯過程、翻譯方法等范疇進行描述，以期得出具有普適性的翻譯模式——語言學模式 。布拉格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雅可布遜（Roman Jakobson）較早注意到翻譯問題與普通語言學理論的關系 。他認為，語言符號的意義在于將一種符號翻譯為另一種的符號，翻譯實際上就是語符和信息的詮釋，因此翻譯是語言學方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雅可布遜在其著名論文《翻譯的語言觀》中列舉了詮釋語符的三種方式：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符際翻譯 。其中，語際翻譯涉及到一般意義上的翻譯概念 。在此雅可布遜意在強調在詮釋語言現象時語言學對翻譯行為的依賴性 。同樣，英國語言學家弗斯（J. R. Firth）在《語言分析和翻譯》一文中詳盡地闡述了結合翻譯進行語言分析的觀點 。弗斯肯定了翻譯理論本身在語言學中的地位 。他認為，把翻譯作為語言分析的一種形式，用來闡明語義，這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弗斯指出，在英國語言學史上馬林諾夫斯基首次系統(tǒng)地把翻譯用于闡明某些民族話語的意義，并把這種方法稱之為“語言分析” 。弗斯提出了“全面翻譯（total translation）”的概念，既要全面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傳達意義，在語法、詞匯、詞的搭配和語境等四個層次上進行語言分析 。弗斯將翻譯的意義歸納為：其存在這一事實的本身就是對語言理論和語言哲學的挑戰(zhàn)；語言分析與翻譯結合可以為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提供廣闊的研究空間 。在語言學派翻譯研究的第一類文獻中，韓禮德（M. A. Halliday）的觀點較為著名 。他指出句子是翻譯的基本單位，翻譯過程包括三個階段：尋找等值物、檢驗等值物以及調整譯語結構 。然而，韓禮德對翻譯的論述，其出發(fā)點是外語教學 。他認為利用母語進行語言對比可以使學生注意到兩種語言的異同，因為他認為翻譯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對比形式，它包括兩個方面：語際等值和語法結構的全面對比 。因此，他得出結論：翻譯理論是普通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語言學家在討論翻譯問題時，首先將翻譯研究納入語言學理論研究的框架，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描述翻譯現象 。他們研究翻譯的根本目的在于將翻譯研究作為語言研究的重要途徑 。因此，將翻譯研究作為個例以補證語言學理論、突出翻譯研究的工具性功能是第一類翻譯研究的共同特征 。這類翻譯研究由于其語言研究功利的前設性，直接導致其研究的理論偏向——研究的工具性目的，因而影響了其分析結論的普適性，給翻譯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局限 。海德格爾認為，前設和前有、前見一樣，是任何解釋的基礎，它們一起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事物的作為結構出自理解的前結構 。前設即運用一個觀念來弄清作為結構 。當我們面對研究對象時，總是對它預先做出假設，然后才能把它解釋成“作為”某物（劉放桐等，1990：759—760） 。前設就是研究翻譯前我們預先已有的假設 。任何解釋都包含了某種假設，問題在于這種前設的客觀性 。上述語言學家從普通語言學出發(fā)，以結構主義范式觀照翻譯問題，其理論視角本身無可厚非 。然而，這種研究具有明確的功利性：將翻譯研究視為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結論的補證，將翻譯理論視為語言學研究的途徑或手段 。這種以工具性為目的的翻譯研究必然導致研究結論的理論偏向，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翻譯理論作為學科的建構 ?；蛟S法國語言學翻譯理論的代表人物穆南（G. Mounin）從另一側面揭示出語言學翻譯研究第一類文獻的特性：他主張研究翻譯問題的語言學家至少在最初階段不要將翻譯作為弄清某些普通語言學問題的手段，而應該運用語言學，特別是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為譯者解決翻譯問題提出可能性（許鈞、袁筱一，2001） 。如果說語言學翻譯研究的第一類文獻是基于語言學自身研究的需要，即功利性目的而對翻譯現象進行分析，其結論給翻譯研究帶來極大的局限，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翻譯理論作為學科的地位；那么，語言學翻譯研究的第二類文獻則是基于又一功利性：為實現譯文“等值”或“等效”的實用性目標的觀照下，同樣得出具有理論偏向的模式 。語言學翻譯理論的第二類文獻，其理論基礎是普通語言學理論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 。該理論基礎的選定是根據這樣一個常識：翻譯是特定形式的言語行為，而語言學則是研究語言的科學，它能夠提供關于語言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論模式和方法，因此翻譯理論無法回避語言學 。對翻譯性質、過程和方法的分析和描述必然要用語言學的基本概念、范疇和方法 。從廣義上看，索緒爾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創(chuàng)始人 。他認為，語言是一個體系（或系統(tǒng)），即一種結構 。語言的特點并非由語音和意義本身所構成，而是由語音和意義之間的關系構成的一個網絡，即成為一個體系，也就是語言的結構 。這種語言體系被視為一個符號體系 。索緒爾認為，一切符號都可以分為能指和所指，語言的研究可分為共時性研究和歷時性研究 。共時性研究是對特定時期語言橫斷面的研究 。索緒爾十分重視語言的共時性研究 。他還指出，由詞結合成一個結構有兩種關系：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 。總之，索緒爾的語言學模式是以共時性研究為基礎的、將語言與言語加以區(qū)別的語言體系，這個體系由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構成語言中的差別體系（索緒爾，高名凱譯，1982：100—176） 。繼索緒爾之后，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則強調語言學研究對象為語言能力而非語言現象 。它將語言分為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 。喬姆斯基提出的短句結構規(guī)則和推導模式說明了他的結構與轉換的方法 。短語結構規(guī)則是形成句子的一整套規(guī)則 。這個規(guī)則先有一整套短語結構改寫規(guī)則 。在實踐上，語言學翻譯研究的第二類文獻均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某種語言模式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如奈達（E. A. Nida）就以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為基礎，提出由原語結構轉換成譯語結構的核心句模式，而卡特福德（J. C. Catford）則以韓禮德的系統(tǒng)語法理論為其翻譯研究的基礎的 。奈達認為，一般意義上翻譯過程包括以下幾個階段：分析、轉移和重組（analysis, transfer, and reconstruct），即首先分析原作語言的信息，將其剖析成結構上最簡單明了的形式，在此基礎上轉移，然后再重新組織成正常的譯作語言 。分析階段包括三個方面，即各成分之間的語法關系，語義單位的外延意義以及語法結構和語義單位的內涵值 。轉移階段：將事件名詞從一種語言轉移成另一種語言時，一般先將它轉換成動詞形式；同理，通常先將抽象名詞轉換成形容詞和副詞 。奈達認為，在將表層結構的各種表達形式轉換成核心結構時，產生了四種基本的結構單位，即事物單位（thing）、事件單位（event）、抽象單位（abstract）和表示關系的單位（relation） 。另外，奈達提出了限制和確立詞匯單位在特定上下文含義的方法，即通過句法結構限定詞義，以及通過語義結構辨別含義 。詞義相近的的關系有三種，即鄰近關系、內涵關系和重迭關系 。奈達強調，對原語語言進行分析時，不能局限于研究語言單位間的句法關系和這些語言單位的外延意義，文體風格在傳達信息中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在轉移階段，奈達就語言的意義非對應現象——喻體差異、喻體缺省、語義缺省等現象提出了翻譯對策 。翻譯時應注意內涵結構和外延結構，為此奈達提出了轉移外延內容的三種方法：全新組合、分解組合和綜合組合 。奈達認為，重組過程涉及到兩個主要范疇：形式范疇和功能范疇 。前者要求根據文體風格和文學體裁進行重組，后者則要求譯者關注讀者的接受效果 。由此可見，奈達所謂的翻譯時對原、譯語兩種語言的語法結構、語義單位、文體風格進行分析，在傳達風格、功能的基礎上為處理語義非對應現象設定語義層面上的對策，其核心在于語言對比分析和尋找語義對應（譚載喜，2002） 。卡特福德關于翻譯理論的論述同樣遵循與奈達相同的研究模式 。他在其《翻譯的語言學理論》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翻譯是用語言進行操作的工作：即把一種語言文本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文本 。因此，任何翻譯理論都必然利用語言理論普通語言學理論 ?！彼€認為，翻譯的中心問題是在譯語中尋找等值物，而翻譯理論的中心任務則是描述翻譯等值的本質以及達到翻譯等值的條件 ?？ㄌ馗５碌睦碚摵诵脑谟谒岢鰧崿F等值關系的途徑：等值關系可以由“層面”（語法形式和詞匯形式、語音實體和字形實體、語境）到“等級”（句子、子句、詞組、單詞、詞素）在任何一個交叉點上建立 。如果在較低的某一等級上不能確立等值關系，可以在較高等級上求得 。與奈達相同，卡特福德翻譯研究的中心仍然立足于語言分析，即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質和條件（Catford，1965） 。語言學翻譯研究的第二類文獻表明，這種研究一般始于語言（雙語）的結構分析，諸如語言各層次的劃分、話語實用關系類別以及話語功能類別的確定，經由翻譯單位的選定，最終規(guī)定翻譯具體操作方法 。這種方法在語言學翻譯研究中通常表述為模式、方法和步驟等 。然而，我們應當指出，首先，翻譯作為特定形式的文化活動，是以雙語（原語和譯語）的互動性轉換為其表征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翻譯僅僅局限于某種語言操作或語言活動 。這種以語言為中介的雙語互動或文化互動現象，以及由此導致的語音、語詞、語法、文體等變異現象，決非語言學理論所能涵蓋的 。所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必然為翻譯研究帶來空白，從而造成語言學翻譯研究的理論偏向 。翻譯研究的基點應為語言的差異性，亦即雙語的非等值性 。結構主義語言學對翻譯中原語和譯語之間并合現象（不同語言的共同之處）的認同表明，該研究偏離了翻譯研究的本質問題；同時，它對原、譯語這一現象及其對策的解釋和選定則又使該理論由于強烈的功利性而成為教學研究或應用研究 。對一個學科而言，舍棄基礎理論研究而進行應用研究，其結論的偏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包括語言學翻譯研究在內，世界范圍內多數學派對翻譯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實現等值或等效 。這表明，翻譯研究始終停留在對翻譯方法（翻譯模式）的探索和選定上 。語言學翻譯研究以其對翻譯過程的描述而獲得了科學性或客觀性，因為“過程”與“現象”總是聯系在一起的 。應當指出，這種對“過程”的考察，其實質是對方法以及模式的操作程序的設定，和所有規(guī)范選擇一樣，它的研究結論帶有濃重的經驗色彩 。其次，語言學翻譯研究的第二類文獻認為，在具體翻譯過程中，翻譯家對原語本文接受的結果——深層結構的表述最初是由核心結構（核心句）來實現的 。而所謂核心結構則指對特定深層結構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形式 。這類研究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核心結構在其完形的初始，已經導致意義的缺省 。事實上，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翻譯家對深層結構的把握是通過“統(tǒng)覺”來實現的 。然后，翻譯家直接在譯語中找尋與這種“非語言”或“超語言”的結構相對應的譯語表層結構 。再后，根據原文的深層結構對譯語表層結構進行語義修正，以完成譯語本文的建構 。所謂的語體風格在此應列為語義構成 。而“非語言”或“超語言”的結構通常表現為意義指向（在應用性文本中）和心理意象（在藝術性文本中） ?？傊?，翻譯家的基本任務是通過譯語語言對意義指向和心理意象進行表述和修正 。因此，對于奈達所謂的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之說，盡管他在分析階段和轉移階段表現出結構特性——層級性或步驟性，然而，這并未使翻譯過程得到客觀的、經驗性的描述，同時也使得這種翻譯模式即使作為教學型模式也失去了可操作性 。同樣，卡特福德的理論也缺乏得以實現翻譯等值的可操作性 。他的翻譯模式的核心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質和條件，認為，等值關系可以在由“層面”到“等級”的任何交叉點上建立 。這表明：他的論述與其說是對翻譯模式的設定，不如說是在比較語言學范式中探求原、譯語雙語對應的可能性，只是卡特福德在此將雙語對應表述為等值而已 。換句話說，卡特福德雖然在主觀上力求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基礎對翻譯問題進行詳盡的探討，但是，實際上在探討翻譯的過程中，他不自覺地偏離了翻譯研究，而展開了原、譯語雙語的靜態(tài)分析與比較 。所以，卡特福德的翻譯模式又可以界定為以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的第二類文獻為表征的第一類文獻 。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的第一類文獻以及建立在這種范式基礎上的第二類文獻，他們或以翻譯研究作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研究自身的途徑和手段，或在結構主義語言學觀照下對翻譯過程作語言學的靜態(tài)分析 。特別是由后者設定的翻譯模式，他們或由于其層級性或步驟性使得自身失去了應用價值（可操作性），或以對雙語言靜態(tài)比較分析為轉移，最終偏離了翻譯研究而歸于對比語言學范疇 。綜上所述，17世紀以來，隨著當時社會的文化轉型，在邏輯實證主義和唯理論的刺激和推動之下，新興的語言理論受到青睞，西方譯學的語言學范式亦隨之漸露雛形 。語言學家、翻譯理論家們開始對語言分析、語篇分析產生濃厚興趣，對從前一些零散的爭論也開始了系統(tǒng)的整體性思考，既關注文本的結構層次，又重視形式本身，從而破除了語文學式的“得意忘言”的陳規(guī) 。語言學范式強調意義的構成特征和語言結構,努力制定對等轉換的規(guī)則，以語言分析代替直覺感受，克服了語文學派的主觀主義，使翻譯活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客觀性 。因此，根茨勒把翻譯的語言學派也稱之為翻譯的“科學派” 。布龍菲爾德的結構語言學、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韓禮德的系統(tǒng)功能語法等為翻譯語言學派提供了理論基礎 。以雅可布遜、奈達、卡特福德、威爾斯、紐馬克、斯坦納、弗斯、弗米爾、費道羅夫和巴爾胡達羅夫等為代表的翻譯語言學派篳路藍縷，為現代翻譯研究奠定了學科和學理基礎，翻譯理論也開始走上了系統(tǒng)化、科學化、客觀化的研究道路 。然而，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認為翻譯只能是一門語言學學科，翻譯活動就其實質來說是語言學的任務，重要的是對比原作和譯作語言單位意義上的相同，以達到內容上的等值；認為語言是透明的，翻譯是一種純語言的轉換過程，所涉及的只是兩種不同語符中的兩個對等信息；把翻譯視為一門精確的科學，集中研究語言系統(tǒng)的差異和語言形式的轉換，注意尋找語言轉換規(guī)律以及語義的對等模式，迷信語言的共性；譯者的任務只是按照語言規(guī)律去解碼與編碼 。這樣一來，整個翻譯過程被簡單化、機械化、程式化了，而起作用的只是語言的工具理性及其規(guī)律性 。翻譯理論由于長期受語言學的影響，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認為語言是一個規(guī)范的、同一的和穩(wěn)定的符號系統(tǒng)，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因此，語言被類比為數學符號系統(tǒng)，成了理性和規(guī)律性的象征 。翻譯的語言學研究范式給人們帶來了理性思維，破除了原來語文學研究范式的神秘性和主觀直覺的研究方式，從主觀性走向客觀性使翻譯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 。但由于語言學范式使譯者過多依賴于語言的規(guī)律性，忽視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排除言語活動的社會制約性和規(guī)定性，從而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追求同一性和一致性，最終墮入語言邏各斯中心 。由此可見，語言學范式的翻譯研究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層，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學功能，忽視文藝作品的藝術再現，忽視文本主題結構以及文本的話語和語篇結構，忽視更大范圍的文化與這些因素對譯文的生成和接受所產生的影響；沒有考慮語用維度、語用意義和文本的社會與文化語境，對這些方面的理論描述比較薄弱 。其范式是封閉、靜止的和自足的 。隨著語言學的發(fā)展，人們對語言的研究也由語言本身擴大到語言與社會、語言與心理、語言與生理等方面，后期的語言學翻譯思想把原作、原作者、原文讀者等因素都考慮了進去，所以也就更科學、更完整地描述了翻譯過程，突破了微觀語言學的文本模式，開始關注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 。上述封閉的、靜止的和自足的翻譯研究范式被20世紀90年代中期興起的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向所打破 。參考文獻：Newmark,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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